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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老人不再讳言生死 为身后和谐早立“遗嘱”

2018-08-03 08:17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为了身后和谐,早立“幸福留言”

  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讳言生死,到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排队办遗嘱”

  “现在填申请,什么时候能来办?”头发微白的高个儿男子趴在围了一圈人的问询台上,提高嗓门向桌子后面的工作人员发问。“啊?就排这个要排一年?那么久?行吧,给我张表。”

  “现在不排不更晚了吗?”在他身后,两个大妈聊着天,“之前家里老人去世后特麻烦,我今年62岁就来了。”“是,现在麻烦点儿,以后孩子方便。”

  “这预约卡我填行吗?正式办再让我家老太太自己来,她80多岁的人,这几天天天在家练字。”有人领完表正往外走,想起什么又跑回来追问。

  “小伙子,我也要办,怎么个办法?我今年75岁,家里一套房……”一位老太太在问询台边站了良久,终于开口问道。

  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法务人员为老人登记遗嘱。

  不大的房间,人声嘈杂,问询台对侧,几张木桌周边坐满低头填表的人,四五个穿西服套装的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不断被叫住、拉住询问各种问题。“你这儿负责接待的人是不是少点儿啊?”有位急性子的老先生忍不住抱怨。

  这是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一间不起眼平房内星期一上午的场景。来这儿的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排队领表、仔细咨询,急于办的东西是自己的遗嘱。

  这天填好并交回预约卡的人们被告知,按现在的排队情况,他们能在13个月后来此办理遗嘱。

  “排队办遗嘱”并不是这条胡同里最近的新鲜事。2013年,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发起主办、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刚在西交民巷挂牌开张时,头三天就有600多人前来登记,一个月时间,预约人数超过8000人。当时,每天早上胡同里都能排出上百米的长队,因为咨询电话总占线,一些老人还投诉到市长热线。

  根据今年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以下简称《遗嘱白皮书》),5年来,已有近11万人在这家遗嘱服务机构咨询遗嘱相关事宜,并有8万余份遗嘱被登记保管。

  不同于人们过去印象中那些传统、简单的立遗嘱方式——比如口头告知家人自己的身后安排、写一张过世后留待子女发现的字据、弥留之际以“遗言”的方式留下嘱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提早对自己的身后财产进行分配和规划。他们走进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或者中华遗嘱库这类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专业机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希望以此确保自己的遗嘱合法、有效,能按自己的意愿顺利执行,减少继承纠纷的发生。

  为了身后的“和谐”

  现在很多人因为遗产一家子感情破裂,办遗嘱就是为依法治家,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

  与咨询预约房间一门之隔的小办公室中,一对夫妇正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起草自己的遗嘱。

  “我们去年拿的号,排了半年才排上,今天什么证件都带了,连结婚证都带了,就怕缺什么还得再来。现在老年人都想得开,这人吧,你不知道哪天就怎么样了,办完心里踏实。”66岁的邱女士圆脸银发,快言快语,说话时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就是这屋子太小了,应该呼吁呼吁,换个大的,都说要支持老年事业,这可是大事。”她的老伴朱先生在一旁说。

  尽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和睦美满,老两口还是决定早早办好遗嘱,“就是为让孩子以后少点儿麻烦,不要无所谓。现在媒体上老看见独生子女不能继承父母全部遗产什么的,这些我们也算有经验,我们家父母走在姐姐后头,姐姐的小孩要继承时,为把姐姐的东西都给他,我陪小孩去公证处排了5天队,要是姐姐有遗嘱,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邱女士说。

  她所说的情况,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但每次都仍有读者感到吃惊。因为不少人都以为,不同于多子女家庭,遗产继承可能有各种情况,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遗产理所当然会全部属于其子女。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继承问题时,很多人发现事实未必如此。

  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遗产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的,则按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

  以邱家为例,邱女士的姐姐过世时,其父母仍在世,因此,她的财产由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继承。之后,其父母过世,他们继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转由邱女士等(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当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额继承母亲名下财产时,他必须把邱女士等外祖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带到公证处办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整个过程费时费力,且假如有亲戚不肯自愿放弃这笔财产,他也只能束手无策。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为订立遗嘱,我声明如下事实……在我去世后,我的以下遗产由……”经过1个多小时沟通,细致地将财产列明并安排,工作人员将协助邱女士口述起草的电子版遗嘱打印出来,请她亲笔抄写全文。

  抄写后,她还要进行精神评估、录音录像、采集指纹等。下午3点半左右,邱女士夫妇完成了遗嘱登记,离开登记中心。

  像邱女士这样,为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财产损失而来办理遗嘱的父母还有很多。

  “我们来之前没跟孩子说,现在的孩子都还没这个概念。父母都是为了子女,你的父母也会为你考虑这些。”64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孟先生正和妻子一起填写遗嘱预约卡,“我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还单身,她以后也会结婚,说实话,对你们这代人的婚姻,我们可不那么放心。”

  他提到《遗嘱白皮书》中的一条数据:2013年至2017年间,99.93%的立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出,继承人所继承遗产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此前,这被一些媒体称作“防儿媳女婿条款”,引起广泛争议。实际该条款仅在继承人离婚时才起作用,“老人勾选这一条不是防儿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变、是想保护自己孩子的利益,而且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也是老人的权利。”一位遗嘱库工作人员解释。

  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内继承所得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财富给了孩子,她如果离婚就分出去一半,相当于从我孩子这里拿走了是不是?”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说,“主要房子是笔巨款,现在大城市一套房就几百上千万元。”

  在孟先生看来,遗嘱是和谐社会的需要,“遗嘱的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现在很多人因为遗产一家子感情破裂,办遗嘱就是为了依法治家,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调解员协会数据,2007年以来,在16类民间纠纷案件中,唯有财产继承纠纷持续走高。因为生前没立遗嘱或遗嘱不规范导致对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鲜见,这促使更多人考虑到专业机构立遗嘱。

  一位79岁的老太太这天是坐着轮椅被几个孩子推进门的,“我们从中关村打车过来。”老人家嗓门洪亮,“现在电视上那些调解节目,整天都是为家产打架的,老子跟儿子打、兄弟互相打,立个遗嘱,希望我走后他们别吵起来。”

  在遗嘱登记中心待上一天,你会发现,在这里,看不到对死亡的忌讳,人们大方、平静又认真急切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事。

  “对遗嘱的需求就像一座盖在浮灰下的火山。”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律师陈凯说,“老人们普遍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但他们一般不会跟人说,而很多还没意识到这种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龄也会考虑这件事。”

  “从小的方面说,这件事关系着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和睦,我接触过的老人,有人为这闹心到睡不着觉的地步。从大的方面说,这关系着千家万户和社会和谐。”陈凯希望遗嘱能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虽然需求很大,但在各种老龄事业规划中,遗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充分认知,在养老服务体系里,定位也不够明晰。”

  除了遗嘱,老人还可以通过中华遗嘱库给亲人留下一张幸福留言卡,写下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叮嘱等。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

  在专业人员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2007年,陈凯赴澳大利亚HWL律师事务所做交换律师。这年6月,相声演员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我和同事说到这件事,他们很奇怪,问为什么之前没立遗嘱?”

  陈凯惊讶地发现,他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同事普遍在还很年轻时就立过遗嘱,并在必要时更新遗嘱。之后,他有意去问一些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发现情况同样如此。

  以此为契机,陈凯意识到国内外在遗嘱问题上有着巨大差距,并在回国后将业务方向转向继承法领域。

  他后来时常提及英国戴安娜王妃的例子:戴安娜36岁去世,其遗嘱立于32岁,“在中国,她这样年龄、这样条件的人恐怕未必会这么早立遗嘱。”陈凯说。

  遗嘱中,戴安娜安排了自己的财产分配并为当时刚10岁左右的两个儿子作了一个温馨安排——将所有珠宝平分给未来儿媳。后来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订婚、结婚时,两位王妃都戴着戴安娜留下的珠宝。对此,威廉曾说:“我的母亲没有错过我生命中的重大日子。”

  陈凯认为,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中国人对遗嘱的需求将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急速增长,房价也今非昔比,继承需求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迁徙流动、离婚率不断攀升等,让家庭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令更多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又使未来将有更多人产生遗嘱需求。

  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做过两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抱有期待;中华遗嘱库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与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

  “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过去很多老百姓随便一写就完,表述不清晰,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时很容易受到质疑,产生争议。遗嘱是否真实,立遗嘱人身体和精神状况是否正常、是否受胁迫等都是争议的常见焦点。”陈凯说,“从这个意义上,在专业人员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有子女提出遗嘱不是我父母写的,我父母精神状况不好等,我们可以出证。”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艳贺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等有一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

  据介绍,2013年至2017年间,在中华遗嘱库保管的遗嘱中,已有536份生效。生效遗嘱中,164份有调解需求,其中132份调解成功。中华遗嘱库在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出具证明函,并均被认定遗嘱合法有效。

  从忌讳遗嘱到直面生死

  我们也管遗嘱叫‘幸福留言’,有人说,对于子女,遗嘱就是最后一次听父母的话,我们希望大家能将遗嘱更多地跟爱与责任挂钩

  “这几年,人们对遗嘱态度的变化太大了。”作为中华遗嘱库的资深员工,尹艳贺自2014年入职,至今已在这里工作4年,见证了人们对遗嘱看法的改变。

  最大的变化是,来办遗嘱的人年纪越来越轻。根据《遗嘱白皮书》数据,从2013年到2017年,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从77.43岁降到了72.09岁。

  “过去遇到70多岁来办遗嘱的人,我都觉得思想好先进啊。那时,有预约来办遗嘱的老人,跟我们说再给我往后推几年,我才六十几,还年轻,不用写遗嘱。但现在人们都往前赶,53、54岁就有来问能不能预约的,我们会说您58岁后再来排队,因为我们公益服务是面向60岁以上老人的。”尹艳贺说。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人们谈及“死亡”“遗产”时的态度。尹艳贺记得,2014年时,跟老人说话,她总要提前说明自己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冒昧之处,也不敢使用“去世”“百年”等词语,“‘死’字肯定不能用,但一些老人听到‘去世’‘百年’也特别生气,说你怎么说话呢?我不爱听。所以最后我们都说‘以后’,您以后怎么怎么样。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老人比我们更开朗、更不避讳,很多人来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说我死了以后怎样怎样。”

  有遗嘱库工作人员回忆,2015年,他们去陶然亭公园团建,因为带的旗子上写着“中华遗嘱库”的字眼,几个公园里的老人表示看到不舒服,让他们赶紧出去。而现在,来办遗嘱的老人,甚至时常会在遗嘱库拍照留念。

  “2016年以后,变化明显起来。原因应该是一批新闻热点引发全民讨论,包括独生子女无法全额继承父母遗产的典型案例和一些遗产继承公证难的新闻,比如要求证明我爸是我爸、取去世母亲存款要求提供外祖父母死亡证明等等。”尹艳贺说。

  人们立遗嘱的目的,也从单一的防范纠纷变得更多元。尹艳贺回忆,早期来做遗嘱的大都是家中可能会发生纠纷或者已经在为财产“打架”的老人,现在更多人办理遗嘱的考量是为方便子女继承,给孩子省事。

  “我们也管遗嘱叫‘幸福留言’,有人说,对于子女,遗嘱就是最后一次听父母的话,我们希望大家能将遗嘱更多地跟爱与责任挂钩。”她找出一张印有温馨图片的卡片,“现在,我们会发这种幸福留言卡,请老人除了遗嘱,再给亲人留一封信,可以写自己一生的体会、遗憾,对子女的叮嘱等等。收回的留言卡里,写得最多的是希望孩子们健康、和睦。”

  遗嘱承载的亲情与爱情

  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你想在北京,一套800万元的房子,多分到10%就多80万元;而遗嘱有望成为对老人的保障

  “我见过太多老人,真的是人生百态。做这份工作,你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忧愁。”尹艳贺说。担心留下的遗产引起子女争抢、担心不稳定的婚姻损害子女利益、担心子女不肯赡养……

  她见过很多子女不在身边、没照顾过自己,但仍倾尽一切为子女考虑的父母。有对老夫妇,儿子不孝,想立遗嘱把房子留给他人却始终下不了决心,“虽然儿子不养我们,可没有房子,他们以后怎么生活呢?”

  有位母亲,女儿在国外结婚定居,她来做遗嘱时反复考虑各种情况,从自己过世后老伴如果再婚会不会影响女儿,到女儿公证难怎么办,到女儿万一走在女婿前面,怎么把财产留给外孙,越想越多,“我们劝她,您不可能一次考虑全,真有意外可以再来修改。当时就感叹,孩子也不回国也不照顾她,她还是会想那么多。”

  有老人来立遗嘱,声音很小、难为情地说只有小儿子对自己好,要把财产都给他,就怕以后孩子们打架,“他说不能让尽孝的孩子寒心,要有个交代,就是你赡养了父母,他想的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赡养他。”尹艳贺忍不住叹息,“那个叔叔身体不好,你能感觉到他想继续跟着小儿子享受天伦之乐,又怕自己哪天成为负担,子孙会改变态度。”

  陈凯曾说,“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有时候真考验不住,你想北京一套800万元的房子,多分到10%就多80万元。”尹艳贺说,“我们希望遗嘱能成为一种对老人的保障。”

  她提到一个老太太,从北京市石景山区推着助步车坐公交,花了一个半钟头找上门咨询立遗嘱的事。老人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从小辍学打工贴补家里,后来年纪还轻就因急病过世,她觉得很对不起大女儿,想在自己死后,将房子平分给儿子、小女儿和大女儿的孩子。结果,两个儿女坚决不同意,说这房子就是我们兄妹俩的,“阿姨说我一辈子什么都经过,最后被子女给逼哭,我给她掏纸巾,她说别,你让我哭一会儿,我回家没地方哭,被认识的看见丢人。”

  “大部分家庭还是和睦的,而且对遗嘱的态度越来越自然。”尹艳贺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家庭,是一对60来岁的夫妻带着各自父母,6个人一起来办理遗嘱,一家人身体好,心态也好。

  还有今年3月,一个声音开朗明快、听上去只有30来岁的女士电话咨询,说自己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两家老人想一起立遗嘱,“他爸妈的财产留给他,我爸妈的留给我。”

  跟老人们打了4年交道,也看了4年的悲欢离合,尹艳贺觉得自己受到的最大影响是更重视与父母的交流,“过去忙起来,有时真的对他们有点不管不理的,现在我会经常打电话、给他们寄东西,回去多看看他们,害怕现在不这样,将来子欲养而亲不待。”

  未来的遗嘱与遗嘱库的未来

  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

  陈凯相信,有一天,遗嘱在中国会像保险一样,从无到有、从罕见到普遍,真正走进普通人家庭,这会是一股不可逆的趋势。“现在,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我家里没有矛盾,我不需要遗嘱,但就像买保险,你不生病不遇到意外,就不用买,但你能保证不遇到这种风险吗?遗嘱也是一个道理。”

  他说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前两项已基本成型,第三项刚刚起步。

  “保管库就是为立遗嘱人保管遗嘱,很多遗嘱从写到生效要经过几十年,中间可能丢失,也可能引发家庭成员纠纷,由第三方机构以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确保遗嘱真实性,一旦发生纠纷打官司,我们可以出证。”陈凯说。

  财富传承数据库,是指遗嘱库中存放的大量真实数据,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者进行社会研究时,从大数据层面提供数据参考。

  而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遗嘱库可以像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祠堂那样,成为中国人缅怀寻根的载体。陈凯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会是件具有很大想象空间的事。

  “我们现在推的幸福留言卡,是种很初期的产品。就我所知,现在国内一些大家族已经在用VR技术拍摄家族纪录片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等等未来都可以与遗嘱产品对接。也许有一天,子孙们能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跟自己的祖先交谈。”陈凯说。

  陈凯认为,经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遗嘱库会成为中国人家庭传承的博物馆,“第一,遗嘱库中名人的遗嘱和留言汇聚起来,是一笔属于全社会的财富。目前,我们已经保存了部分名人大家的遗嘱信息。第二,几代人留下的遗嘱,能体现整个社会观念、家庭结构、社会风气的变迁。甚至遗嘱库自身的发展历程,也能体现遗嘱这种事物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历程。”

  有一回,一个进京旅游团的老人们向导游提出去中华遗嘱库看看,于是,导游举着小旗子带着一队好奇的老人走进了遗嘱登记中心。“也许有一天,我们保管遗嘱的地库也会变成旅游景点呢。”陈凯笑着畅想。

  本报记者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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