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37度】

　　编者按：这里的文字没有浮华，没有空谈，没有“标题党”。信息轰炸的网络时代，我们只希望安静记录身边的故事，关注冷暖人生，带你触摸社会的体温。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月3日电 题：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记者：张尼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仅2018年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那些无法用现有医疗手段救治的病人，最终以另一种方式让生命得到了延续。

　　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这场生命接力的“摆渡人”。

　　2019年12月16日13:30 ，北京佑安医院内，一位56岁的男性患者被从ICU推入手术室，进行器官捐献手术。中新网记者张尼 摄

　　奔走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

　　2019年12月16日13:30 ，北京佑安医院内，一位56岁的男性患者被从ICU推入手术室。因为脑干出血严重，患者已经没有救治希望，家属最终做出了艰难的抉择：捐出亲人的器官。

　　一个小时以后，患者的肝脏、肾脏被从身体中取出，随后按照计算机系统的分配，提供给了不同的受体。此后，他的生命将在两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身上得到延续。

　　这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成功协调的第184例捐献者。

　　发现潜在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生与死，是刘源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面临的话题。

　　“我当过11年的临床医生，这期间看过太多肝硬化晚期、肝癌的患者，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肝源，不得不面临死亡的结局，作为医生很无奈。”

　　40岁的刘源曾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肝胆外科医生，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OPO)的负责人。

　　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2014年，在肝胆外科干了11年的刘源，放下手术刀，成为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时，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甚至刘源的父母一开始都不太能理解他的选择。家里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为什么不干了？

　　但刘源知道，虽然不再做临床医生，他的这个选择却能让更多生命得到延续。

　　近年来，中国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如今，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这就需要有像刘源这样的专人来进行协调工作。

　　5年多的时间，他和自己的团队先后接触了超过500例患者的家属，成功协调了180余例器官捐献。

　　因为病人随时有去世的可能，每一次器官捐献协调都是在和时间赛跑。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每一次协调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谈论死亡总是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对于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开始，甚至不知道如何和他们开口谈论这件事。”

　　刘源回忆，他当年接触的第一个捐献者，是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15岁男孩。男孩因为脑胶质瘤无法治愈导致脑死亡。面对痛苦的父亲，刘源不知道该怎样说出“捐献”二字。

　　“那天孩子的爸爸和我聊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在回忆过往的生活情景，后来我俩去医院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两个人喝光了一瓶二锅头，他哭了，我也跟着哭……”

　　最终，这位父亲选择捐出孩子的器官，男孩捐出了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还让盲人重获了光明。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协调都会这样成功。

　　很多时候，尚在悲痛中的家属不能理解，为什么刘源要和自己提出这样“残忍”的事。挨骂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家属都有情绪激动期，接受亲人即将离世的现实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另一方面，病情不等人，很多病人的生命最后是以分钟进行倒计时的，我们不得不抓住每分钟。和家属谈捐献的时机其实很难把握。”

　　刘源坦言，一开始他们都没有太多经验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甚至专门买了心理学书籍来读，为的就是能更好地去理解和帮助家属。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常年备有矿泉水、纸巾等物品，家属有时会用得到。

　　“其实很多人是出于情感上难以割舍，我们要做的就是倾听家属的诉说，这可能是最大的安慰。”刘源说。

　　刘源在手术前做最后的沟通，这些年，他的手机一直是24小时开机。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最大的困难是未知

　　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工作中被拒绝是常有的事情，甚至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最大的困难就是未知。有些家属会在同意捐献后又反悔，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和他们充分沟通，并尊重他们的决定，直到最后一刻，家属都有权选择捐与不捐。”刘源说。

　　由于器官捐献需要征得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有时候刘源不得不远赴外地和家属沟通。这些年他的手机一直是24小时开机，因为随时可能有工作要做。

　　有一次，为了征得一位病人父母的同意，刘源曾连夜从北京赶往陕西农村的一户人家，为的就是和所有家属说明情况。然而，那次奔走千里的协调最后并未成功。

　　“失败的时候更多，有时甚至在失败的案例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但这项工作本身的意义不能单纯从结果来看。我们要和所有家属讲清楚器官捐献这件事，并尊重他们的选择。”

　　刘源说，每协调成功一次捐献，他的心情也很复杂，不会有成功的喜悦，反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捐献者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的家庭，每一次捐献背后都会有一段故事。

　　这些年，他更加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让每一位捐献者有尊严地离开，让家属感到做出决定不后悔，这是他最大的职责所在。

　　每一台器官捐献手术前，医护人员都要进行默哀仪式。 中新网记者张尼 摄

　　中国器官移植缺口仍然巨大

　　在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仍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器官捐献是不少人心中的禁忌。

　　不过，让刘源欣慰的是，这几年，他明显感受到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度提高了。甚至有很多健康人群打电话找到他的办公室，表示希望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4年3月，“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正式启动。这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捐赠无门”的困境。任何公民均可自行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并能随时修改或取消其捐献登记。

　　目前，中国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数量近170万。

　　与此同时，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升。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同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量突破2万例，手术量同样居世界第二位。

　　不过，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来说，还有大量的患者正在迫切等待着移植手术。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约有30万人，和现有的手术量相比，缺口仍然十分巨大。”刘源说。

　　从一个更专业的衡量指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来看，2018年，中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上升至4.53，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运转器官捐献体系所需的门槛是百万人口捐献率为10。西班牙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在欧洲最高，接近50。

　　“器官捐献的发展涉及到配套法律法规、人文教育、文化背景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刘源说，他和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已经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在他看来，行胜于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