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31日电 (记者张尼)“大概在2000年左右，住院的病人慢阻肺和哮喘患者很多，能占到一半左右，但是现在，病房中收入的病人大部分都已经转成了肺癌病人。我们认为这都是跟吸烟密切相关。”

　　作为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这些年谭星宇正目睹着病房中发生的变化。她每周都会在医院的戒烟门诊出诊，在这里，已经开始有十几岁的中学生被家长送来戒烟。

　　谭星宇在工作中 记者 张尼 摄

　　“我接诊过18岁的患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戒烟门诊设立于2008年，至今已经走过十几个年头。

　　身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的谭星宇，从门诊建立之初就开始每周出诊。这些年下来，她接触过的患者已有数千名。

　　不同于其他门诊的检查，来到戒烟门诊就诊的患者首先要通过填写量表，对尼古丁依赖程度进行判断，包括每天抽烟的次数、是否一早醒来就想抽烟等等，一旦被判定为中重度，那么戒烟就需要借助药物辅助。

　　“通常依赖程度比较高的话，如果不采取其他干预手段，大概只有5%的戒烟成功率。”

　　这些年，谭星宇感触最深的是，来就诊咨询的患者年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以后，我们的门诊量明显比以前多了。过去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因为查出冠心病之类的疾病来戒烟，现在门诊患者里有不少年轻人在没出现病症时就主动来戒烟了。”

　　一方面，是患者对于烟草危害的认识正在加深，另一方面，一些青少年患者的出现，也让医生感到担忧。

　　“两三年前，我曾经接诊过一个18岁的患者，当时他还在上高中，是父母把他带来戒烟门诊的，而这个孩子差不多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吸烟史了，好在当时他的尼古丁依赖并不严重，没有用药物辅助就戒断了。”

　　这样的病例也是青少年中的一个缩影。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指出，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2018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发布的《2021中国大学生烟草流行调查》则显示，我国大学生吸烟率为7.8%，男生吸烟率(15.0%)高于女生(1.1%)，高职/高专吸烟率达到11.6%。

　　在医生眼中，尽可能降低青少年吸烟率是防止日后出现更多“老烟枪”的关键手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戒烟门诊 记者 张尼 摄

　　病房里，肺癌患者越来越多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印在每一个烟盒上的警示标语，其理念早已被广泛宣传。

　　从国家层面看，控烟也被视为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24.5%和20%。

　　在现实层面，控烟工作的推进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对于临床医生来说，烟草对民众身体健康产生的不可逆伤害正在快速显现。

　　在谭星宇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近20年来，患者的疾病谱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大概在2000年左右，住院的病人慢阻肺和哮喘患者很多，能占到一半左右，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慢支门诊，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病房中收入的病人大部分都已经转成了肺癌病人。另外，肺炎和哮喘的病人也比以前明显增加，我们认为这都是跟吸烟密切相关。”

　　谭星宇说，过去，从慢阻肺到肺心病进展还比较缓慢，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到现在，有的年轻患者病情发展只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有些则确诊肺癌，这些改变都与吸烟强相关。

　　这一变化也被数据所论证。据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2021年中国肺癌发病人群约97.8万人，是中国第一大癌症。另外，中国肺癌新发病人占全球肺癌新发病人的比例由2016年的42.5%上升至2021年的43.1%，并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

　　2021年11月，研究人员在《烟草控制》(Tobacco Control)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分析，中国的吸烟流行高峰大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早期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高峰通常发生在几十年后，因此中国肺癌死亡人数的高峰尚未到来。

　　研究还预计，从2020年到2040年，与吸烟相关的癌症死亡率将在男性中上升44%，在女性中上升53%。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药物可及性仍是问题

　　早在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列入国际疾病。

　　伴随临床医学循证医学的发展，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戒烟是控制慢病的首选治疗手段，但戒烟又是非常困难的过程，药物辅助戒烟被广泛运用于戒烟门诊。

　　目前，我国临床戒烟指南推荐3类戒烟治疗药物，包括尼古丁替代疗法类药物、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和酒石酸伐尼克兰，一个药物的治疗周期是3个月，规范的治疗可以使戒烟成功率提高1至2倍。

　　不过，目前这些药物尚没有进入医保报销的范围，患者都需要自费购买。

　　“目前我们门诊都建议患者至少用药一个月，最好是坚持十二周，以帮助患者完全戒断，三个月下来的花销大概是1000元左右。”

　　谭星宇说，虽然上述药物的价格并不算高昂，但仍然有一部分患者了解到药物自费以后会选择先不借助药物辅助戒烟。

　　与此同时，在现行政策下，由于医疗机构对于自费药占比有控制，这也导致一些医院的药房不会采购太多自费药品，许多戒烟门诊还面临无药可用的尴尬境地。谭星宇所在的戒烟门诊，目前患者可选择的用药也只有一种。

　　事实上，“将戒烟药纳入医保”的呼声近年来一直都在。此前，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还曾建议，将戒烟药物纳入定点零售药店，支持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和配药，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便民、可及的作用；探索将戒烟服务作为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保障范围，等等。

　　在谭星宇看来，如果能从政策上帮助提高药物的可及性，对于患者来说无疑将会受益。

　　这些年，谭星宇很关注离开戒烟门诊后患者的动态，她建了一个专门的微信群，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个患者被拉进群，她会经常在群里和患者分享戒烟相关知识，了解患者情况。

　　最近几年，谭星宇所在的科室，也有男医生在戒烟门诊的帮助下成功戒烟，她自己的家庭中更是实现了“零烟民”。

　　然而，相对于3亿烟民的庞大数量，中国的控烟工作推进仍然任重道远。在“无烟中国”的建设道路上，如何快速、成功地复制“戒断经验”，或许是一项关键工作。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像谭星宇一样的医务工作者投入其中，更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合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