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每每有涉毒艺人复出重返舞台，总会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绝大多数观点支持禁止涉毒艺人重返舞台。但也有观点认为，严禁复出、从事演艺工作侵犯了涉毒艺人的劳动权、就业权。

　　多位专家9月1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禁止涉毒艺人复出重返舞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社会正确价值导向，并未剥夺其劳动权和就业权。

　　“禁止复出，不是对其就业的‘一禁到底’、剥夺涉毒艺人的全部生存之道。就业的领域很广泛，并非演艺工作这一条路。禁止涉毒艺人重返舞台，他们还可以从事其他非演艺性工作，并没有剥夺其劳动权和就业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说，考虑到特殊职业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对涉毒艺人进行职业限制具备正当性。

　　他分析说，对涉毒艺人的从业限制意味着艺人全面丧失演艺工作等机会，对其影响固然极大，但涉毒属于特别恶劣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再加上艺人的偶像效应，对其适用“终身禁业”“永久抵制”等从业禁止措施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禁止涉毒艺人复出只是一种职业限制。从业的权利和从业的自由有不同的层面，不能抽象地说就业自由就是什么都能做，所有人的就业和劳动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沈建峰进一步解释，出于特定社会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保护需要，对特定主体的从业资格作必要的要求，或者对其进入特定行业作特定的法律限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正当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记者，同一般行业比，演艺行业具有特殊性，肩负着为社会树立榜样、引领社会舆论的功能。禁止涉毒艺人从事演艺行业并不侵害其就业权、自主择业权，因为这只是限制“抛头露面”的机会，涉毒艺人仅不能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不能出现在公众媒体之上，并没有禁止其开展其他就业形式。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承韪表示，涉毒艺人触及法律红线，适用行业“永久抵制”条款。艺人拥有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其行为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导向性，涉毒行为会极大地削弱禁毒教育的成果，破坏社会对毒品危害的共识。

　　“对于已经改过自新的涉毒艺人，可以引导他们根据社会及行业的发展现状，重新学习一技之长，去相关行业寻找工作，重新融入社会。”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纯勇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认为，对于某些特定行业实行从业禁止，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对劳动权的合理限制，并不是禁止涉毒人员从事所有职业，只是限制其进入高影响力和高示范效应的职业，他们仍可选择其他普通行业就业，“还可以根据涉毒情节，对从业禁入设置分级限制机制”。

　　这也契合很多网友的观点：禁止涉毒艺人复出，并不是不给涉毒艺人出路，社会包容改过自新者，涉毒艺人可以经商做买卖，可以打工送外卖，甚至可以从事演艺行业的幕后工作，只是不要到台前来给年轻人错误引导。

　　“针对涉毒艺人的从业限制，目前仅散见于部分地方性禁毒条例，还缺乏全国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吴文芳认为，考虑到演艺行业明星属于公众人物，法律应当考虑将演艺、教育等具有公众示范效应的职业纳入涉毒艺人的禁业范围，从而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特别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志昊提到，需区分禁毒法“不受歧视”与艺人从业权的差异：涉毒人员戒毒后应享有普通人的社会保障，但艺人作为公共人物，其从业权并非基本权利，“法律需兼顾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对涉毒艺人演艺全平台、全场所限制非常合理”。他建议启动立法，对艺人失德行为分级管理，涉毒行为应列为最高级别，对应最长时限甚至终身禁止准入。

　　“面向未来，考虑到从业限制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影响，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比如不允许涉毒艺人从事演艺工作、从事教师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职业等。目前一些地方的禁毒条例中有类似从业禁止的规定，可以在此基础上出台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沈建峰说。